愚忠与服从
  
    先说一个笑话：一家美国公司在报纸上登广告，准备购进一个机器人，要求绝对服从，永不说不，坚固耐用，好维修。结果前来应聘的是一个日本男子，他还附加了一个优惠条件：不需要使用电池和机油。
　　服从指令，服从权威，不说“不”，这是机器民族的一大特色。服从意识，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，既表示服从领袖和领导，也表示服从权威和上级，还可以表现于服从于组织和思


   日本人的服从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。早在19世纪初，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日本民族听话、服从这一鲜明特色。谢晋青在《日本民族性之研究》一书中指出：子女须从父命，妇女须从夫命的制度，较诸中国的纲常，尤为严格……就是教育普及的现代日本，其女子教育的惟一宗旨，也还只是“贤妻良母”四个大字。
　　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顺从的民族，但中国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即使用“三纲五常”学说使用一切办法鼓吹“君为臣纲”和“愚忠”思想，也无济于事。而日本人就不同，自从大和朝廷建立后，日本从来没有闹过改朝换代的事情，天皇家族一直坐庄，他人无法染指。这一点，也使谢晋青先生感到震惊：中国人在君主时代，个个都有身为帝王的资格，人民见了帝王，多数都有一种“取而代之”的思想。但在日本就绝对不然了。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人民拿着自己的生命供帝王藩主们任意牺牲……

　　日本人民不仅从来没有过称王称帝的想法，就连起义、造反和向上司进言的举动也少之又少。有人做了统计，自１６世纪初至２０世纪初的４００年间，日本平民迫于生计，有过十几次有组织的暴动和示威，这个次数不能说多，而且暴动和反抗之对象或为地主、或为奸商，其原因，或为饥荒，或为垄断居奇。日本人对于政府长官、社会领袖或者将军藩主、武士名流之类，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忤逆。日本人服从秩序的传统之顽固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潘光旦先生分析说，日本民族的服从意识异常发达，与其异常发达的封建制度有关。由于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等级制度的社会，使得日本人长期被牢牢禁锢于一个“铁桶般”的体制当中，叛逆意识和自主意识被消磨殆尽。

　　此论可谓精当，但尚需稍加说明。要说明日本社会的禁锢性为何异常发达？首先要说明日本民族生存的特殊地理环境。众所周知，日本是一个岛国，国内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上万个，但这些岛屿的共同特点是离大陆比较遥远，古代日本人要逃离本土来到中国或者朝鲜，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这就意味着古代日本人不得不终身生活在本土，无法脱离。这就决定个人的命运先天性地与领主和部落锁定在一起，一旦不服从集体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

　　其二，日本的封建社会不仅历史长，而且特别严酷。日本的封建社会是亚洲最典型的，与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如出一辙。关于日本封建社会的典型性，包括马克思在内都有论述，这里不详细说了。日本的明治维新脱胎于德川幕府创建的江户社会。德川家族为了巩固统治，在日本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，除了天皇与将军之外，日本社会被分为藩主与大名、武士、农民、工人与商人、秽多（指贱民）五个等级阶层，各阶层之间等级森严，不得逾越。同时，为了防止日本人外逃和引进大陆势力，江户幕府制定了世界上最严厉的禁海令，日本人一律不得乘船出海，违者杀头。由于４００年的江户政权确立了日本近代的社会形态，使得日本民族的顺从成为了一种文化习惯。即使是后来的明治维新，一些开明学者倡导个性解放，也很难动摇这种文化根基了。

　　明治天皇对于江户幕府的政策颇多革新，但对于江户幕府推崇的武士道中的忠顺之道却大加赞赏，并且在《教育敕语》中由军国主义政府把日本人原有的服从意识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《教育敕语》是日本人每日里必定要听从的训示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就是日本人头顶上的“最高指示”，一旦念错了一个字，念诵者就要剖腹谢罪。《教育敕语》指出：

　　重国宪，遵国法，一旦有缓急，则须义勇奉公，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；如是，不特为朕之忠臣良民，以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。
《教育敕语》鼓吹的忠顺之道，就是无条件的服从，不但要服从天皇，还要服从上司。为了让忠顺之道与服从精神接轨，日本政府又祭起了武士道这个屡试不爽的法宝。武士道就是日本的民族精神，是铸造日本民族国民性的母机。对于军国主义政府倡导忠顺之道与武士道之间关系如何对接，《武士道》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特意在书中为政府进言：武士道者，旧日本之成因，亦旧日本之产果，当此过渡时期，犹不失为唯一指引之原则；且对于新时代之形成，亦将为主要之原动力。

　　由于武士道被明治以后的历届政府奉为国民之教义，武士道中固有的服从意识在日本近代以来更加制度化、固定化和神圣化。

　　将全体国民训练成具有服从精神的队伍，对于提高集权主义的行政效率以及推进工业化都是很有好处的。因为一个服从权威的集群，很容易被高度统一地组织起来，而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组织化程度，日本人就这样在武士道精神的旗帜下被组织起来了，开始了亚洲民族的第一轮工业化试验。日本能够成为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，服从意识的盛行确实是有功劳的。美国学者克里斯在《日本的发展》一书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：

    集权主义的政治设施与旧日本之服从训练相呼应，及其加入１９世纪国际竞争之场合，即复利用而发展之。故列强之争太平洋之盟主，与争夺中国商场之牛耳，惟有日本能全神贯注以出击之。

　　日本人后来倾全国之力对清朝开战以及大举侵华，都需要国家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，而日本的国家动员能力，又来源于日本国民的整体服从意识。